侵華戰爭是什麼

九一八事變 - 一二八事變 - 熱河 - 長城 - 綏遠
1937年-1939年
七七事變 - 北平-天津 - 淞滬 （四行倉庫） - 太原 - （平型關） - 忻口 - 南京 - 徐州 - 臺兒莊 - 蘭封 - 重慶 - 武漢 - （萬家嶺） - 南昌 - （修水） - 隨棗 - 第一次長沙 - 桂南 - （崑崙關）
1940年-1942年
棗宜 - 百團大戰 - 豫南 - 上高 - 中條山 - 第二次長沙 - 第三次長沙 - 浙贛
1943年-1945年
鄂西 - 滇西緬北 - 常德 - 豫湘桂 - 第四次長沙 - 桂柳 - 豫西鄂北 - 湘西 - 八月風暴行動
主要戰役以粗體顯示
中國抗日战争，是指在1930年代至1940年代，由于日本入侵中国导致的中日之间的战争，主战场在中国，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與期間，最终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这场战争在不同的地区有不同的名称。中華民國政府及中國民间称其為八年抗战、中日戰爭等等，簡稱抗战，中國共產黨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称其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日本称其为日中战争（日语：日中戦争）另一稱：支那事變，西方國家多数称其为第二次中日战争（Second Sino-Japanese War）（相对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参见中日甲午战争）。
抗日战争结束于1945年8月15日，但对于其开始的时间存在争议。比较普遍的观点认为，全面的抗日戰爭起於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時結束，歷時九十七月又八天，共為八年，八年抗戰名称因此而来。另外一种观点认为這場戰爭可追溯到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这是政府私下主导的局部抗战的开始，因此又有十四年或十五年抗戰之說。也有观点认为，1941年12月9日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两天，中華民國政府才公開宣布正式同日本宣戰，如果这样算，抗日战争历时不到4年。在这段时间里，战争扩大到整个太平洋地區，中國和美國、英國等同盟國共同抗击日本，而中國的抗战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戰爭的一部分。最後，日本節節敗退，战争以包括中華民國在内的同盟國勝利而結束。

战争的前奏
在中日甲午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戰爭”）以中国战败告終，日本利用從中國奪得的賠款2.3億銀其中的80%利用來發展軍事，從此日本開始加強對中國的侵略。1900年，因為庚子事變問題，日本作為八國聯軍的主力之一，佔領天津、北京，並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帶駐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獲勝，把俄國建立的旅順口要塞攻佔，並於對馬海戰中重創俄國波羅的海艦隊從俄國手中奪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權，更加加強了日本的野心。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對德國宣戰，入侵膠州灣的德國勢力，進而佔據山東。1915年，跟袁世凱簽訂《二十一條》，徹底取代德國在山東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護僑民爲名，試圖阻止國民革命軍北伐，炮轟濟南城，与中國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濟南慘案，殺害了中國的蔡公時等十六人。最後，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7月23日、九一八事變前夕, 蒋介石发表《告全國同胞書》, 号召"攘外必先安內"，"故不先滅赤匪，恢復民族之元氣，則不能禦侮；不先削平粵逆，完成國家之統一，乃不能攘外。" 中共除了於1929年11月喊出武裝保衛蘇俄口號主張讓中國成為蘇俄的附庸國，並支持蘇俄對中國的蒙獨、藏獨政策（日本也有類似的分裂中國政策），為中國抗戰史上的三大分離勢力之一。
事变两个月内，日軍佔領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變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组织了大量东北抗日联军抵抗日本軍閥侵略，这些抵抗私下得到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也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部分中國學者視九一八事变為抗日战争的開始。1932年2月，日本在東北建立滿洲國，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擁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佔领东北的藉口，以繼續進行侵略。
國民政府面臨“北有日軍、南有共軍，交相呼應，同時進逼”的危局。各地軍人亦各自爲政，不聼中央調遣，山東韓復渠與劉珍年、陝西楊虎城與馬青苑、四川劉湘與劉文輝，各起衝突，蔣費盡心機，居中調停。

從甲午戰爭到九一八事變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駐守上海的國民革命軍第十九路軍（粤军）在陳銘樞、蒋光鼐、蔡廷鍇的帶領下展開回擊，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軍（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滬停战协议》，规定中國國民革命軍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國軍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历来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軍閥全部退回日租界。
日本軍閥在中國北方的軍事行動並沒有停止，並將軍隊開進長城一線，進犯熱河、察哈爾兩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熱河省会承德遭到襲擊，僅10餘天即告陷落，驻守热河的國軍主要是东北军万福麟等部，抵抗意识极差。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二十九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十七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本軍閥向察哈爾進攻，並一度佔領察北重镇多倫，然而不久馮玉祥和吉鴻昌發起組織的察哈爾民衆抗日同盟軍經過5天的激烈戰鬥，奪回多倫，並成功將日本軍閥驅趕出察哈爾，保證了長城一線戰事的基本穩定。二十九军、十七军等部队虽然奋勇抵抗，终不敌装备精良的日军和伪满部队，长城抗战失利。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協定》，國民革命軍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
1933年12月，李濟琛、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與中共密謀，在福建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迅被平定。
1934年6月9日，南京日本总领事馆书记官因个人原因，出走藏匿，欲自杀。领事馆扬言“应由中国政府负完全责任，如无生还之希望，则日方将撤回侨民发动自卫。”并将上海的日本宪兵派往南京，日舰云集下关江面。由于领事馆的一名从事抗日组织情报收集工作的中国人员詹长麟提供的可靠消息，首都警察厅调查课长赵世瑞于紫金山一山洞中寻获藏本，而平息了事端，史称“藏本事件”。
1935年5月，日本中国駐屯軍聲稱天津親日報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殺，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為，不久又誣指受中國政府援助的東北義勇軍進入《塘沽協定》中規定的非武裝區（實際上當時的東北義勇軍為獨立的武裝），再次出兵南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避免事態進一步擴大，派遣何應欽與日方梅津美治郎簽訂《何梅協定》，在表面上部分滿足日本要求的情況下，表面上保證“取締全國一切反日團體及活動”。同年9月，日本再度製造輿論，要求“華北五省（察哈爾、綏遠、河北、山西、山東）自治”。因應這個事態，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發表《鼓勵華北自主案》，扶植當地的漢奸殷汝耕設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

日本加紧侵华
國民政府對日本的態度激起了中國國内許多人士的不滿，這給剛剛完成長征的中國共產黨帶來了擴大影響力的機會。1935年底，中共中央召開了瓦窰堡會議，決定按照共產國際在西班牙的活動，以建立統一戰線為方式抵禦法西斯國家的侵襲。該年底，毛澤東發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不僅確定了這條統一戰線的確立方式和理論基礎，也提出吸取中國大革命時期的教訓，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權掌握在共產黨人手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一二九运动中學生在北平的活動同年12月9日，北平學生在共產黨的宣傳領導下，針對日本即將設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務委員會”展開了大遊行。上萬名學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號，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内戰，聯合抗日。冀察政務委員會内定的负责人宋哲元镇压了这次学生运动。在這種形勢下，冀察政務委員會宣佈延期設立，並極大的提高了共產黨在中國尤其是華北地區的聲望。这次学生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八路军和中共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但蒋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意圖，並調遣撤回關内的東北軍和西北军繼續圍攻共產黨的陝北革命根據地——希望非嫡系军队和共產黨的爭鬥兩敗俱傷。在此情况下，張學良及西北军将领楊虎城決定接受共產黨的聯合抗日主張。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來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發動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變，对蒋中正实施“兵谏”，最后在國民黨、共產黨和其他勢力的协商下，得到和平解決，國共兩黨也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綫的協定，成爲日後影響抗日戰爭的關鍵因素之一。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被蒋中正瓦解。张学良被蒋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來、叶剑英、博古代表中共中央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政治犯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蒋中正开始加速进行抗战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这包括在上海至南京一带修建了三道国防工事，进口了大量德国装备武装中央军。

中國應戰（1937年7月—1938年10月）
在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值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要求。日本軍閥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說，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軍閥在宛平附近演习時遭到國民革命軍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是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
7月16日、17日，中華民国最高统帅蒋中正在庐山先后发表《對於蘆溝橋事件之嚴正表示》谈话，表示：「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國家生存。最後關頭一到，我們只有犧牲到底，抗戰到底」，「地無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戰之責！」，至此表明了對日本軍閥挑釁的退讓底線。7月28日、30日，日本軍閥相继佔領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盧溝橋事變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定下了“以空間換時間，積小勝為大勝”的大方針，为了吸引日本把侵略重点放到日軍難以施展的山川河流衆多的東南，利用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抵消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盡量消滅日軍有生力量，避免在利於日軍裝備訓練優勢發揮的地勢平坦的華北平原與日軍作戰，扩大战场，分散敌军兵力，为中国争取部分战争主动权，蒋中正決定在上海發動戰爭。中国國民革命軍扮作保安队进入上海市区。日軍则以保卫租界为名，占领租界外的地区。8月13日，冲突爆发。
日軍在1937年8月派出上海派遣軍（三个月后增加到50萬人），開始向上海進攻；中華民國則共派出中央军精銳和大批内地省份部队（但由於蔣介石與这些部队的司令關係惡劣，所以装备极差。而參加者包括川军、滇军、桂军、粤军、湘军等）合计70萬人，與日軍血戰三个月之久，粉碎其「三月亡華」之戰略，此即為淞滬會戰。指挥凇沪会战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先是冯玉祥，后蒋中正亲自兼任。11月20日，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伤亡25萬人之後，被迫撤退，上海自此淪陷；由于下达撤退命令過於仓促，后方国防工事交接發生失误，加上中國抗戰初期的軍隊訓練素質極低，引致撤退演变为溃败。同一天，中華民國政府立即宣布將首都和所有政府機構由南京遷往陪都重慶，而軍事作戰中心則是先遷往武汉直到武漢會戰后再遷往陪都重慶。雖然第二次淞滬會戰中国方面在战术上是失败的，但是在战略上却成功的将日軍吸引于中國東南，使日军主力陷入山川河流衆多的地形，消耗甚大，导致日军无实力占领全部中国。上海國民革命軍的持久抵抗，掩护了党政机关、学校和大批工商企业转移内地，为抗战保留了元气。
在上海遭到約4萬傷亡的日本军队，在同年12月13日侵佔南京，由於守將唐生智不久便棄城逃亡，所以南京城於4天後陷落。日軍以持续数月的南京大屠殺作為摧殘中國民眾士氣的手段，由於戰爭前夕中國國民革命軍把所有逃生的方法都堵塞了，結果間接導致約三十萬無辜的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殘暴地殺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统计为26萬）。下令进行南京大屠杀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后改称华中派遣军）司令官是松井石根，杀戮最严重的第六师团师团长是谷寿夫。
同年9月，日本為奪取山西豐富的煤炭資源，派出10餘万陸軍展開進攻。國民政府因應組織展開了太原會戰，由於當時中國共產黨的總部位于不遠的延安。根據9月的國共合作協議，共產黨奉命派出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林彪115師協助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閻錫山進行防禦。
1937年底，南京陷落之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節節抵抗。但是因為山东省主席韓復榘临阵脱逃，致使黄河防线失守，山东大部失陷，交通要点仅剩鲁南的滕县、台儿庄。於是，1938年1月14日，蒋中正總統将其枪毙。
1938年2月，日軍華北方面軍企圖南下和華中派遣軍會合。中國國民革命軍在以徐州為中心的地區與日軍激戰，史稱徐州會戰。3月，第五戰區司令李宗仁令川军王铭章所部防守滕县，因无援兵，滕县失守，王铭章师长自杀殉国。李宗仁隊以西北军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在徐州以北的臺兒莊與日軍反復爭奪，以西北军张自忠部五十九军和庞炳勋军团掩护台儿庄的右翼临沂战场，以中央军汤恩伯军团卷击台儿庄日軍侧背，最終取得臺兒莊戰役的勝利，以毙伤日軍一万多人的戰果成爲中華民國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日軍精锐第10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精锐第5师团遭到重创。但是南北两线日軍源源不断增兵，這次勝利沒有扭轉徐州戰場的侷勢。
5月19日日軍佔領徐州，6月6日佔領河南省会開封。6月9日，蒋中正命令在花園口炸開黃河南岸大壩，史稱黃河花園口決堤。此舉雖然暫時阻擋了日軍南下，但是也造成了黃河下游的大規模水災，造成上百万民众直接死亡或间接因饥荒而死，造成不知情的當地民衆對國民黨的不滿。战后蒋中正调拨了大量资金修复黄河大堤，史称“黄河归故”，即恢复故道。参与会战的國民革命軍分路撤退，粉碎了日軍的合围企图，至此，徐州会战結束。会战后，有一部分国军留在鲁南苏北敌后战场，后蒋中正下令组建苏鲁战区，以东北军于学忠为战区司令。这部分国军坚持到1943年，被日伪軍压迫，与中共军队摩擦也告失利，被迫退出鲁南苏北。华北日軍除以主力进攻山东津浦线方向外，还以一部向河北平汉线追击，宋哲元率部節節抵抗，最後退至黄河以北的豫北地区。
1938年8月至10月的武漢會戰是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会战，参战日軍达30多万人，中国军队达110万人，战争中日本损失8万人，因病减员8万人，由此丧失了战略进攻的能力。國民革命軍大部脱离战场，安全撤退，一部留在大别山区敌后坚持游击，主要是桂系军队。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最大的胜利是兵团司令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日军第106师团遭到毁灭性打击，阵亡4000人。10月21日，在大亚湾登陆的日軍占领广州，第七战区司令余汉谋部退至粤北地区。10月25日，湖北重鎮武漢三鎮相繼陷落。中國國民政府的作戰中心遷往重慶繼續抵抗。
日軍在占领武汉和南方的广州后，战线拉长，无力作進一步大規模的戰略進攻，转入休整。在会战期间，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此外，苏联航空志愿队参加了保卫武汉的空战。武汉会战迫使日军大本营不得不重新调整对华战略，改为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战略，以求尽快结束所謂的“中国事变”。政治诱降的主要对手是国民党总裁汪精卫（但到了1940年日本发现汪精卫政府在中国国内影响力甚小，且无法左右抗日力量最强的黄埔系军队，于是将蒋中正选定为诱降对手，但终未成功）。在历时4个多月的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中国军民以巨大的牺牲迎来了战争的战略相持阶段。

中日相持（1938年10月—1945年2月）
鑒于綿延上千公里的戰綫與所剩無幾的戰略資源和後方的不安定因素，日本知道它沒有能力管理所有佔領了的中國國土，所以在這段時間中日本支持中國人成立傀儡政權。先後於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州成立了「冀東防共自治政府」、兩年後,於1937年12月14日，王克敏在北平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隔年，於1938年3月28日，梁鴻志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維新政府」并与日本订立条约，发行钞票。後來日本又在佔領区設立了親日的汪精衛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傀儡政權分化中國的士氣與國際影響力。
受此影響，主张与日本媾和的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到達越南。他在1938年12月29日發表“艷電”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1939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召开临时紧急会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其一切职务。之后發生「河內刺汪案」，蔣介石派出特務企圖暗殺而不果。3月，汪精卫在军统策划的刺杀事件中生还，这使得他彻底投向日本，并于5月在上海与日方开展秘密谈判，年底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保護下來到南京，以「還都」的名義於3月30日成立「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同時日本發動了扫荡重庆外围的随枣会战和枣宜会战，希望國民政府能盡速投降。在這場危及戰時陪都重慶的戰役中，國民革命軍第33集團軍司令張自忠將軍殉國。

日本政策的轉變與分而治之的策略
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军由于军事进展过于迅速，兵力和后勤补给均不敷使用，只能保证对主要城市和军事据点，以及主要交通线的占领。

1939年9月，納粹德國軍隊向波蘭不宣而戰，引發法國、英國向德國宣戰，標誌著綏靖政策的破產，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歐美列國放棄了將法西斯國家力量引向蘇聯的企圖，一反早先要求中日和談的態度，支持中國國民政府進行抗戰。但德國軍隊進展超乎人們預料，連當時的歐洲強國法國在1940年6月22日迅速宣佈投降，德國迅速組織力量對英國展開襲擊。世界各地的戰況均有利於法西斯。這一時期中國也出現了廣泛的悲觀傾向。在這種情況下，國共兩黨展開了不同形式的宣傳，鼓舞抗戰士氣。其中三次长沙会战對日軍造成重大打擊；1941年薛岳指挥的第三次长沙会战歼灭日军5万多人。这一度改變了當時中國國内的抗戰士氣。一些不受國民政府指揮的民兵組織（如中國共產黨、蒙古抗日遊擊隊等）也開始逐步壯大。至1940年7月，共產黨已發展至近40餘万人，並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万的民兵組織。

敵後戰場是以國民革命軍為主幹，另外還有民間與共產黨等抗日團體，而敌后地区也成为各抗日武装的势力范围。这些部队除了反对日军之外，也经常出现各种摩擦。

百團大戰后，日軍推行治安强化运动，華北日軍兵力達到47万，並集中了傀儡政權中投入戰場的全部軍隊。為應對共產黨方面的遊擊戰术，採用了“保甲制”來斷絕共產黨軍隊與當地民兵的接觸，設立無人區，進行三光政策有時更使用違反國際法的生化武器來作戰。共產黨面對日軍掃蕩的壓力下，全軍大退卻，化整為零保留實力，將敵後戰場全推給國民政府負責，日軍因找不到共軍，便把參與掃蕩任務的日軍為基礎，發動一號作戰，以消滅中國有生力量。

敵後戰場的發展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襲美國珍珠港後，日本的戰略重心從中國轉变为美國。翌日，美國向日本宣戰，並呼籲世界各國對日本實施貿易制裁。12月9日，中國正式向日本宣战。不久之後，除了與日本保持中立的蘇聯以外，英國等同盟國也對日本宣戰。从此中国不再独立对日作战，抗日战争正式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美國加入二戰後，通过滇缅公路和“驼峰航线”从缅甸、印度向中國運送了大批作战物資，支持中華民國繼續抗战。
世界各國的介入對中國而言帶來了巨大的利益，这也是因为英美出于本身利益考虑而希望中国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因此，中國與英國簽訂了友好同盟條約，並與英、美等國簽訂協定廢除了部分不平等條約，令重慶國民政府的國際地位上升。
香港时间12月8日早上8時，即珍珠港事件後仅數小時，由酒井隆指揮的日本軍隊從深圳向香港发起进攻，香港保衛戰於此開始。12月25日，港督楊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香港淪陷。同时，日本在國内进一步徵兵動員，將戰場扩大至荷属婆罗门（今印度尼西亞）、菲律賓等英、荷、美在東南亞的殖民地，奪取當地產量豐富的石油、橡膠等战略資源。並派兵向英國遠東軍進攻，接連攻克英國統治下的殖民地；並在暹罗湾發動主力決戰，將威爾士親王號戰列艦擊沉，標誌著日本在東南亞地區的擴張已無人能敵。
日本方面不滿足于控制東南亞的油氣資源，同時注意到滇緬公路對中國戰場的意義，轉而出兵緬甸，想意圖切斷滇緬公路，孤立中國。此時英国在远东的军队已无力抵抗日本的进攻，转而向中華民国国民政府求援。於是，罗斯福与蒋中正磋商组建了盟军中缅战区，由蒋中正兼任司令，中国派代理司令长官杜聿明率10万名集合中国精锐力量的中国远征军（主要是第5军和第66军）进入缅甸与日本作战。原本中英两国军队预定在曼德勒筹划與日軍会战，但是日軍先夺取了英军控制的仁安羌，使得英军开始向印度方向退兵，於是日軍迂回至國民革命軍背後，令中国远征军右翼暴露，结果联合作战失利，远征军第5军被迫撤退到印度，第66军撤退回国。这次战斗中，黄埔将领戴安澜师长牺牲。最终缅甸被日本占领，滇缅公路中断，10万远征军经血战只有4万余人安全撤离。而杜聿明被召回，美军兼任中缅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将军和第5军的师长孫立人、廖耀湘則留下繼續负责在印度编练軍隊。
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元首在埃及开罗开会，通过《开罗宣言》，要求战后日本归还占领中国的所有领土，包括台湾及其附属岛屿。
1944年，日軍在太平洋戰場的形勢惡化，兵力不足與物資緊缺到驚人的程度：橡膠、鋼鐵被列爲國家資源，禁止向民間出售；華北地區的資源生產遭到當地民兵與八路軍連續不斷的襲擾，絕大多數地區喪失了生產能力。爲了取得東南亞地區的物資，必需打通中國沿岸的航綫，於是日本發起了豫湘桂会战。日本华北方面军轻易击溃汤恩伯在河南省的大军，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阵亡，結果日軍打通了平汉线之河南至武汉段。之后，华中日軍乘胜追击，在第四次长沙会战中击败薛岳，一路追击至湖南南部重镇衡阳。黄埔将领方先觉率部顽强抵抗47天，最终城破，方先觉自杀未遂，后被俘。华中日軍与华南日軍又联手发起桂柳战役，一路占领广西，打通湘桂铁路，最後打到贵州独山，震动重庆；另一路则从衡阳南下与广州北上的日军打通了粤汉铁路。全国舆论哗然，各界痛斥。此役日軍事先精心準備，兵力也經過大大補充；國民革命軍一方面因爲長期的相持局面而放鬆了警惕，另一方面精銳部隊被史迪威調往西南戰場，導致豫湘桂會戰的大潰敗。日軍最終控制了華南交通動脈粵漢鐵路，將「大陸交通線」完全打通。
豫湘桂溃败的同时，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发動了滇西缅北大反攻。1944年5月，由卫立煌将军指挥的中華民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发起滇西反攻，先后攻克日軍坚固防守的松山、腾冲、龙陵，收复西南失地。

反法西斯同盟协作與战略反攻
1945年2月，英、美、苏签订《雅尔塔协定》，规定在欧洲战争结束后三个月内，苏联应对日宣战。中国没有被邀请参加。由于美英是以犧牲中國的主权（如承认外蒙古独立），來換取蘇聯對日出兵的條件，也被称为「遠東慕尼黑」陰謀。
1945年2月以後，雖然日本軍閥在豫湘桂會戰後已基本上打通了大陸交通線，但是由於經常受到來自於內地的美國空軍的攻擊，再加上太平洋戰場已日益吃緊，盟軍正逐步逼近日本本土，於是為了消滅美軍在中國的飛機場以維持大陸交通線的通暢並早日結束中日戰爭以集中全力於本土防衛，1945年3月起日軍先後發動豫西鄂北会战和湘西会战。在河南，日本軍閥於3月下旬從豫中會戰之後的防線以東向西發動攻擊，其前鋒一直衝到西峽口。在湖北，3月日本軍閥向西北部發動攻擊，於4月8日攻陷老河口；不過之後國民革命軍隨即發動反攻，收復了除老河口之外所有被日軍佔領的地區。在湖南，日軍以空軍基地芷江為目標，於4月向湖南西部發動攻擊，但是在國民革命軍抵抗之下，日軍遭受大挫敗而退回原陣地。之後國民革命軍乘勝追擊，向廣西地區發動反攻，於5月27日收復南寧，6月29日收復柳州，7月27日收復桂林，8月收復廣西全境。此外，國民革命軍原本預定於8月收復廣州以打通中國對外運輸要道，因為日本投降而未實行。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由於此時美国的原子弹已试验成功，美国新总统杜鲁门对于苏联的参战并不抱太大兴趣，所以未邀請苏联協商或署名，造成苏联颇为不满。
1945年8月6日，为了避免採取大量傷亡的登陸戰以及在先苏联一步拿下日本本土，美军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枚原子彈，3天後又在長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彈。蘇聯紅軍也根據《雅爾達密約》，隨即在8月8日對日宣戰，發動八月風暴行動，並立刻於于8月9日出兵中國東北。此时的日本关东军兵力仅有70万人部署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蘇聯紅軍投入到远东战场則多达150万人，雙方的裝備也相差懸殊，於是蘇聯紅軍在中國東北橫掃日本關東軍。
同時，由於美國的核武打擊與蘇聯軍隊的參與，中國内部開始有人感覺到抗日戰爭終結之日即將到來。共產黨由毛澤東發表《對日寇最後一战》，將原本分散的抗日根據地一一連通。國民黨方面也在美军空运、海运帮助下，迅速占領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則接收經營許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但是在苏军协助下也收复了一个省会城市张家口。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因为长期敌后抗战的缘故，控制了大量铁路干线，增加了远在西南方面對敵正方的國民革命軍接收日佔領區的难度。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過廣播發表《終戰詔書》，宣布无条件投降。 8月16日，苏军总参谋部发表声明指出：“日本天皇8月15日所发表的投降声明，仅仅是无条件投降的一般宣言，并未向武装部队发布停止敌对行动的命令，而且日本軍閥仍在继续抵抗，因此，日本尚未实际投降……远东苏军将继续对日攻势作战。”此段时间，由于日军的敢死队出动，导致苏联伤亡頗为惨重。战事直到8月23日苏军占领旅顺港口才真正结束。
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國軍艦密苏里号上正式簽署投降書。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華民国政府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呈交投降书。抗日戰爭及第二次世界大戰至此正式結束了。

外部援助
美国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过大量的援助。抗战初期，美国奉行中立政策，对中日双方都不提供武器，但可以提供原材料。因为日本工业基础强于中国，此举实际上有利于日本。初期的美国援助，包括2500万美元的桐油贷款和2000万美元的锡贷款。1940年汪精卫伪政权成立后，为坚定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美国大幅度增加对华援助，同时援引“租借法案”，向中国提供武器。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是二战期间中国最大的援助国。美国武器主要在远征军、驻印军的滇西缅北战场派上用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没有得到美援武器。（尽管史迪威主张他们应该得到一部分，但蒋中正總統以中共並非真心抗日为由坚决反对，最终作罢。）
1941年，美国人陈纳德组建了著名的美国志愿航空队“飞虎队”帮助中国人民抗战。由於早期飛虎隊不論飛機或人員素質均較日軍惡劣，因此早期曾出現了一段被日軍不斷轟炸卻完全無反擊能力的黑暗期。及後飞虎队后来扩编为美军第14航空队。14航空队漸漸取得了中国上空的制空权，共击落日机2600架。极大的支援了中国的抗战。陈纳德的妻子陈香梅是中国记者，后移居美国，是促进中美交往的重要政治人物。
1942年，日本軍閥断绝滇缅公路。为保证中国的物资供应，美军开辟了飞越喜马拉雅山、横断山脉等高寒山区的驼峰航线，开始了历史上空前的大规模持续空运。在三年多时间里，向中国空运了超过70万吨物资。驼峰航线的地理和气候条件极端恶劣，在运输过程中，损失了近500架飞机，有1579名美国飞行员遇难。1944年6月，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飞机从成都多个机场出发，出击了900多架次，为抗日战争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美国在外交上也对中国给予极大支持，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美国对日本反复提出抗议，并力图促成中国和日本的和谈。1941年，由于中日和议始终难于达成和日本入侵中南半岛，美国对日本实行石油和钢铁禁运。断绝了石油和钢铁来源的日本不得不冒险偷袭珍珠港美军基地，导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

美国
1937年8月21日，苏联同中華民国政府签订了《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协定，在冲突全部期间内，对该第三国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以施行。”苏联先后与中国签订了三次贷款协议，总额为2.5亿美元，实际到位1.7亿美元。苏联允许中国使用这些贷款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这成为抗战初期，中国军事装备的主要来源。抗战初期，苏军还曾派苏联航空志愿队直接参加空战，不過由於素質的差距，結果並未能阻止日本取得中國境內的制空權。
1938年7月9日至8月14日，苏日在张鼓峰（今中朝俄边境)发生冲突，1939年6月27日至9月16日，苏日在中国领土诺门坎（今中蒙边境）发生冲突，两次冲突都以苏军重创日军结束。
苏联继1939年与纳粹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1941年4月13日苏联和日本签定《苏日中立条约》，背叛了1937年的《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中立条约》宣称“苏联政府和日本政府庄严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政府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苏日中立条约也违背了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的《中苏协定》，该《协定》第四条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声明，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和约及协定。”。苏日签约后，斯大林亲往火车站送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并破例与日外相共同坐一段火车送行。4月25日，苏联和日本政府代表在东京交换条约批准书，宣布《苏日中立条约》正式生效。条约的有效期为5年。根据《苏日中立条约》，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援助。
1945年4月5日，苏联在《苏日中立条约》到期前單方面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并于8月8日对日宣战，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日本北方四島和朝鲜半岛北部。

苏联
德国也是抗战初期中国的重要援助国。德国顾问团在中國国民政府中服务。从1936年起，德国和中国签订了2.82亿马克的军火销售协议。希特勒曾经希望将中華民國拉入反對苏联的联盟当中，并积极調停中日战争。但日本步步进逼，始终未能成功。[1]1938年，在日本的抗议下，德国召回军事顾问，并中止同中国的军火合同。但德国军火在中国抗战初期依然起了重大作用。中德合作，令國民革命軍的裝備大大改進。此外，德国人也曾参与救助中国平民，比如南京大屠杀过程中，卡尔·京特博士就挺身救助过中国难民，约翰·拉贝更建立“南京安全区”，保护了数十万难民，魏特琳女士（华小姐）保护了大批中国难民。

德国
英國在十九世紀時曾在中國擁有龐大利益；但是1930年代在遠東已是鞭長莫及，而且要與北非和西歐的德軍作戰，英国对中國抗战的支援基本上只限于道义上的。对中國的帮助行动包括开通滇缅公路和为驼峰航线提供基地。

英国
抗战期间，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为中華民國抗战捐款了超过13亿元。许多华侨回国参加抗战，当时全国歼击机飞行员中华侨占了四分之三。著名的南洋华侨机工队活跃在滇缅公路上，保证了抗战物资的运输畅通。八路军120师第6支队骑兵营女教导员李林是南洋华侨，在战场上光荣牺牲，牺牲时还怀有身孕。侨领陈嘉庚在国民参政会上的提案对汉奸提出了最严重的警告，大涨军民抗战士气。
林雲穀於1938年發表了小冊子《抗戰與華僑》，黃警頑编写了的《華僑對祖國的貢獻》，長達339頁，由上海棠棣社於1940年出版，这两本书都詳細介紹了華人華僑在抗日戰爭中做出的贡献。

战后
战后，盟国在东京成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但由於日本跟美國的政治協商成功，所以只對东条英机为首的28名日本甲级战犯宣判有罪，而不少真正犯下戰爭罪行的戰犯卻無罪釋放（當時日本天皇甚至不需要上庭作供或辯護）。中国战区则成立南京军事法庭对日本乙级战犯和汉奸进行了审判。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对关押在太原和抚顺的一千余名日本战犯进行审判，无一人被判处死刑。最终于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所有战犯释放回国，开创了处置二战战犯的先例。

审判战犯



1951年，美国主导并邀请52个国家召开旧金山和会，中国因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代表權問題未參加此會。和会的结果是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签订的对日《旧金山和约》，但与会的越南、朝鲜、蒙古宣布不承认该条约。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也不承认《旧金山和约》的合法性。

中日和约
与七七事变前相比，中国收回了被日本占领的东北地区、甲午战争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地区。苏联则以战后不支持中国共产党以及不支持新疆独立为条件换取了中華民國承认外蒙古独立，并占领中国领土唐努乌梁海，但是由于苏联当局违背诺言，蒋中正的中华民国政府于1953年2月24日，依联合国通过的“控苏案”，由中华民国立法院废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拒绝承认“蒙古独立”。此外，苏联还在中国东北获得了中东铁路和旅顺港的使用权。

领土变化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前：
中国国民革命军（国军）抗战大型战役列表： 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之后：
右翼軍：右翼軍總司令張發奎，下轄第八集團軍（司令張發奎（兼））、第十集團軍（司令劉建緒）； 中央軍總司令朱紹良，下轄第九集團軍（司令朱紹良（兼））、第二十一集團軍（司令廖磊）； 左翼軍總司令陳誠，下轄第十九集團軍（司令薛岳）、第十五集團軍（司令羅卓英），總計中國戰鬥序列五十餘師，戰鬥兵員總數700,000上下
中國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共軍）對日作戰役列表：

战争统计

佟麟阁上将（追授），29军副军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赵登禹上将（追授），132师师长 1937年7月28日 北京南苑
郝梦龄上将，9军军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刘家麒中将，54师师长 1937年10月16日 山西忻口
吴克仁中将，67军军长 1937年11月9日 上海松江
高志航空军少将（追授），空军驱逐机司令 1937年11月21日 河南周家口
夏国璋中将，172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1日 江苏吴兴
吳國璋中将，75师副师长 1937年11月26日 浙江湖州
饶国华上将（追授），145师师长 1937年11月30日 安徽广德（自杀）
肖山令中将，宪兵副司令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姚中英少将，156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司徒非少将，160师参谋长 1937年12月12日 江苏南京
刘震东中将，第五战区第二路游击司令 1938年2月22日 山东莒县
王铭章上将（追授），122师师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邹绍孟少将，124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赵渭滨少将，122师参谋长 1938年3月17日 山东藤县
范庭兰少将，豫北别动队第五总队总队长 1938年3月28日 河南修武
刘桂五少将，骑兵第六师师长 1938年4月22日 内蒙黄油干子
周元中将，173师副师长 1938年5月9日 山东蒙城
李必藩中将，23师师长 1938年5月14日 山东菏泽（自杀）
黃啟東少將，23師參謀長 1938年5月14日 山東菏澤（自殺）
方叔洪中將，114師師長 1938年6月 山東荷澤冯家场
付忠貴少將，魯北遊擊司令 1938年9月23日 山東
馮安邦中將，42軍軍長 1938年11月3日 湖北襄陽
林英燦少將，152師副師長 1939年1月13日 廣東清遠
李鞏良中將，軍訓部輜重總監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張諝行中將，第一戰區副參謀長 1939年3月7日 陝西西安
王禹九少將，79軍參謀處長 1939年3月26日 江西高安
陳安保中將，29軍軍長 1939年5月6日 江西龍裏
唐聚五少將，東北遊擊司令 1939年5月18日 河北遷安
韓炳宸少將，山東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 1939年1月9日 山東萊陽
馬玉仁中將，江蘇第一路遊擊司令 1940年1月3日 江蘇望鄉台
丁炳權中將，197師師長 1940年1月25日 江西武寧
鄭作民中將，2軍副軍長 1940年2月3日 廣西崑崙
鍾毅中將，173師師長 1940年5月9日 湖北蒼台（自殺）
張自忠上將（追授），33集團軍總司令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張敬少將，33集團軍高參 1940年5月16日 湖北南瓜店
戴民權中將，豫南遊擊第五縱隊司令 1940年5月 河南遂平
王竣中將，新27師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砦
梁希賢少將，新27師副師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自殺）
陳文杞少將，新27師參謀長 1941年5月9日 山西台寨
唐淮源上將，3軍軍長 1941年5月12日 山西悬山（自殺）
寸性奇中將，12師師長 1941年5月13日 山西毛家湾（自殺）
金崇印少將，17軍參謀長 1941年9月16日 山西横水镇
石作衡中將，70師師長 1941年9月6日 山西绛县
賴傳湘中將，190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4日 湖南梁家段
朱實夫少將，新3師副師長 1941年9月25日 甘肃
李翰卿中將，57師步兵指揮官 1941年9月27日 江西上高
武士敏中將，98軍軍長 1941年9月29日 山西東峪
朱世勤中將，暫30師師長 1942年5月4日，山東潘莊
郭子斌少將，暫30師副師長 1942年5月4日 山東潘莊
戴安瀾中將，200師師長 1942年5月26日 緬甸茅邦村
王鳳山少將，暫45師師長 1942年6月23日 山西張翁村
胡義賓少將，96師副師長 1942年7月 緬甸埋通
張慶澍少將，魯蘇戰區高參 1942年8月 山東唐王山
周複中將，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張少舫少將，113師參謀長 1943年2月21日 山東城頂山
高道先少將，山東鐵道破壞總隊長 1943年5月 山東
江春炎少將，114師參謀長 1943年7月4日 山東邹县
彭士量中將 （追授），暫5師師長 1943年11月15日 湖北石门
許國璋中將，150師師長 1943年11月21日 湖北诹市（自殺）
孫明瑾中將，預10師師長 1943年12月1日 湖南常德
盧廣偉少將，騎8師副師長 1944年5月5日 安徽颍上
李家鈺上將，36集團軍總司令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陳紹堂少將，104師步兵指揮官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周鼎銘少將，36集團軍副官處長 1944年5月21日 河南秦家坡
王劍岳少將，8師副師長 1944年6月10日 河南灵宝
王甲本中將，79軍軍長 1944年9月7日 湖南東安
闞維雍中將（追授），131師師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陳濟恒中將，桂林防守司令部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自殺）
呂旃蒙少將（追授），31軍參謀長 1944年11月10日 廣西桂林
齊學啟中將，38師副師長 1945年5月13日 緬甸仰光
胡旭盱少將，第三戰區第一突擊隊司令 1945年6月 浙江孝豐

国民革命军将官陣亡名单（师级以上）

左权，18集团军副总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山西辽县

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

罗忠毅，新四军6师参谋长，1941年11月28日，江苏溧阳
彭雄，新四军3师参谋长，1943年3月17日，江苏连云港
彭雪枫，新四军4师师长，1944年9月11日，河南夏邑八里庄

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

李学忠，第二军政治部主任，1936年8月，吉林省抚松县
王德泰，第二军军长，1936年11月，吉林省濛江县
夏云杰，第六军军长，1936年11月26日，黑龙江省汤原县
宋铁岩，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37年2月11日，吉林省濛江县
陈荣久，第七军军长，1937年3月5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金正国，第十一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5月，黑龙江省桦川县
刘曙华，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8年8月22日，黑龙江省勃利县
李延平，第四军军长，1938年11月20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王光宇，第四军副军长，1938年12月，黑龙江省五常县
王克仁，第五军代理政治部主任，1939年4月23日，黑龙江省穆棱县
侯国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副指挥，1939年8月24日，吉林省安图县
杨靖宇，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1940年2月23日，吉林省濛江县
曹亚范，第一路军第一方面军指挥，1940年4月8日，吉林省濛江县
王汝起，第二路军一支队支队长，1940年5月21日，黑龙江省饶河县
赵敬夫，第三路军三支队政委，1940年7月20日，黑龙江省德都县
高禹民，第三路军第三支队政委，1940年12月1日，内蒙古阿荣镇
陈翰章，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指挥，1940年12月8日，吉林省宁安县
汪雅臣，第十军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张忠喜，第十军副军长，1941年1月29日，黑龙江省五常县
魏拯民，第一路军副司令，1941年3月8日，吉林省桦甸县
郭铁坚，第三路军第九支队参谋长，1941年9月20日，内蒙古莫力达瓦旗
赵尚志，第二路军副总指挥，1942年2月12日，黑龙江省鹤岗
许亨植，第三路军总参谋长，1942年8月3日，黑龙江省庆城

陣亡日军将领

林大八，陆军少将，1932年3月1日，死于上海。
仓永辰治，陆军少将，1937年8月29日，死于上海吴淞。
家纳治雄，陆军少将，1937年10月11日，死于上海。
浅野嘉一，陆军少将，1937年11月14日， 战伤致死天津。
加藤仁太郎，海军少将，1938年7月31日，死于长江下游 。
杵春久藏，陆军少将，1938年8月2日，死于山西运城。
饭冢国五郎，陆军少将，1938年9月3日，死于江西德安。
小笠原数夫，陆航中将，1938年9月4日，坐机于湖北孝感被击毁。
饭野贤十，陆军少将，1939年3月22日，死于南昌。
山田喜藏，陆军少将，1939年5月12日，死于湖北大洪山。
田路朝一，陆军中将，1939年6月17日，死于安徽南部。
小林一男，陆军少将，1939年12月21日，死于内蒙古安北。
中村正雄，陆军中将，1939年12月25日，死于广西昆仑关。
秋山静太郎，陆军少将，1940年1月23日，死于山东。
左藤谦，陆军少将，1940年3月2日，死于江西鄱阳湖。
木谷资俊，陆军中将，1940年3月20日，死于江西。
水川伊夫，陆军中将，1940年3月22日，死于内蒙古五原。
前田治，陆军中将，1940年5月23日，死于山西晋城。
藤堂高英，陆军中将，1940年6月3日，死于江西瑞昌。
大冢彪雄，陆军中将，1940年8月5日，死于晋东南。
井山官一，陆军少将，1940年10月16日，死于湖北宜昌。
大角芩生，海军大将，1941年2月5日，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须贺彦次郎，海军中将，1941年2月5日 坐机于广东中山被击毁。
上田胜，陆军少将，1941年5月13日，死于山西中条山。
山县业一，陆军中将，1941年12月25日，死于安徽。
酒井直次，陆军中将，1942年5月28日，死于浙江南溪。
冢田攻，陆军大将， 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藤原武，陆军少将，1942年12月18日，死于安徽太湖。
浅野克己，陆军少将，1943年5月，死于广东东江。
仁科馨，陆军少将，1943年6月1日，死于湖南。
黑川邦辅，陆军少将，1943年6月28日，死于云南。
布上照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3日，死于湖南常德。
中畑护一，陆军少将，1943年11月25日死于湖南常德。
下川义忠，陆军中将， 1944年4月19日，死于湖北应城。
横山武彦，陆军中将， 1944年6月11日，死于浙江龙游。
木村千代太，陆军中将，1944年6月11日，死于河南。
和尔基隆，陆军少将 ， 1944年7月21日，死于湖南衡阳。
大桥彦四郎，陆军少将，1944年7月25日，死于湖南长衡会战。
左治直影，陆军少将，1944年7月27日，死于湖北荆州。
志摩源吉，陆军中将，1944年8月6日，死于湖南衡阳。
藏重康美，陆军少将，1944年8月16日，死于云南腾冲。
南野丰重，陆军少将，1944年9月8日，死于云南芒市。
与野山寿，陆军少将，1945年2月9日，死于华中。
山县正乡，海军大将，1945年3月7日，死于浙江椒江。

與国民革命军作戰
注：
1.以上全为战斗死亡， 不包括病死，自杀，飞机失事，死于苏蒙军、中美联合航空队和抗日民众之手(无资料分别国共)。
2.日军阵亡者军衔皆追赠一级。例如阵亡于常德的布上照一生前军衔为大佐，阵亡后追赠少将。[2]

沼田德重，陆军中将，1939年8月12日，被八路军击伤死于山东。
阿部规秀，陆军中将，1939年11月7日，與八路军作戰死于河北涞源。
吉川贞佐，陆军少将，1940年5月17日 被共产党员刺杀于河南开封。
饭田泰次郎，陆军中将，1940年11月28日，與八路军作戰死于华北。
吉川资，陆军少将，1945年5月7日，與八路军作戰死于山东半岛。

国民革命军戰鬥序列
抗日战争期间，在华日軍人数最多时有近200万，协助日军的中国伪军最多时超过100万（整个抗战期间伪军总人数约为210万）。据日本厚生省1964年调查后统计，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死亡的人数约为44万人。（不包括印缅战场上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和美英协同歼灭的约16万日军。）
抗日戰爭中，中國國民革命軍兵力最高时达500万人。中國國民政府领导下的國民革命軍與日軍共有22次大型會戰、1117次大型戰鬥、小型戰鬥28931次。國民革命軍陸軍死亡、失蹤321万1914人，空軍陣亡4321人、損失戰機2468架，海軍幾乎全滅。加上因病减员等非战场损失，國军总损失400多萬人。不過，亦於大小會戰中，讓日軍損失48萬3708人，而傷者更達193万4820人。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共有126名日本將官陣亡於與國軍會戰中。（中日戰爭中，共129名日本將官陣亡，只有其中3名是陣亡於與八路軍會戰中。）除此，由共產党領導的包括八路軍、新四军及抗日根據地民兵在内主要以在日本佔領區内游击战爲主。
中國平民則約有900万死於戰火，另有800万平民死於其他因素，9500万人成為難民。中國在戰爭中所承受的損失極大，按1945年货币折算，約為6500亿美金。
另有估计中国抗战直接人口损失可累计之估计数为2062万人，合可累计之战争直接伤残人口，军民伤亡最低限为3480万人；同时，还有估计认为，中国抗战直接伤亡人口合计可能在4100万上，合战时失踪被俘等项数字，战争直接给中国造成的死亡、伤残及失踪等项人口损失共计超过4500万人；而从人口损失的角度看，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口损失总数应在5000万人以上。

数字

南京大屠杀
731细菌部队
慰安妇
三光政策
重庆大轰炸

日军暴行
抗日战争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國人民第一次获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
中國战场是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重要战场之一，中華民國的參戰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也有观点认为中国以2000万人的牺牲，拖住了日本陸軍在亚洲和太平洋的进攻，从而使苏联避免了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不利情况(但事後顯示日本根本沒打算對蘇聯進行夾擊)，也减少了美国在太平洋战区的压力，从而使美國能大量派兵往歐洲戰場及保证了同盟国在西线的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同时，由于日本的入侵，也迫使中华民国政府放弃对共产党的围剿。在经历了八年抗战后，国共两党的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共产党由战前的四万人急增到一百二十万人。由于中国国民党全力参与抗战，引致精锐尽失。但共产党却在毛泽东“一分抗日，两分应付，七分发展”的原则下不断扩大自己的实力及侵占领土，战后更从苏联手中取得大批日本关东军所留下的武器，成为抗日战争中最大的得益者。因此抗日战争对于日后国共内战的结果有着关键性的影响，深刻影响了中国战后的发展。[3]
西方现代史的历史研究曾因为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原因较为忽视中國抗日战争对世界战场的作用，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作用正在被西方学者所重视，相关研究工作也逐渐有所增加。

反映抗日战争的文化作品

一个时代的侧影——中国1931到1945
一寸河山一寸血
日中战争——战争缘何扩大？
血肉长城

參考文獻

南京大屠杀
第二次世界大战
中国历史
日本历史
军国主义
法西斯主义
中日甲午戰爭
牺盟会
波茨坦公告
日本战争暴行列表
抗日战争主要战役列表
抗日战争人物列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终战诏书
芷江受降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抗日战争阵亡将士纪念建筑物
世界戰爭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