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标准汉语，即普通話（中國大陸、香港 [1]、 澳門[2]）、國語（台灣）、華語（东南亚），是指现当代于漢語主要流传地区被当成汉语标准音的汉语口音，广泛应用于中国大陆、台灣、港澳及海外华文社会。这些标准语均以北京话为基准音，以漢語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普通話、國語、華語，三者在语音、词汇、语法上有着一定的区别。本文以「标准语」而非这三个词的某一个来指代现代汉语标准语。
历史沿革与地位
现代汉语标准语继承于始于北宋、定命于元明的“官话”体系。
1909年，清政府設立了“國語編審委員會”，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汉语标准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新老国音
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汉语标准语推动计划被重新进行。1913年的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它的特点是“京音為主，兼顧南北”，具有入声。“统一会”还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
此后，“国音”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推行。到了1924年—1926年，增修国音字典委员会将国音修订为“以北京的普通读法为标准”，即新国音。
“国语”的定形
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以新国音为准《国音常用字汇》，这代表着现代汉语标准语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的正式成形。1932年-1949年以来的国语广播，基本上都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基准的形式，各地的汉语标准语是一致的。
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949年以前
1949年之后，台灣和中国大陆的汉语标准语（分别为国语系统和普通话系统）沿不同的轨迹发展。此外，在东南亚等华人地区，有源于国语系统的华语系统。
台灣于1945年至戒严结束，一直以中华民国大陆时期的国语发音作为汉语标准语，尽管台灣大多数人的国语发音与这种“标准音”有着明显的区别。戒严结束后，台灣大多数人的国语发音已被台灣主流社会所接受，被称为台灣國語，而自中国大陆带来的不带“台灣味”的“标准”国语发音（如邓丽君的发音）则不在台灣青年人中流行，成为了“老派国语”。
中国大陆于1955年开始，用普通话来称呼汉语标准语。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机构的解释，“普通”二字的涵義是“普遍”和“共通”，不称为“國語”是對少數民族語言的尊重。普通话仍以北京音为基础，与（老派）国语相比，在单字的发音上几乎相同，但在听感（涉及到语调等）、词汇上又有不同。自1950年代起，各时期普通话的特点亦有所变化，兩者已有一定的区别。到了现在，普通话和台式国语的差别已经相当明显了。
在东南亚华人社区裡，华语是汉语的意思，但实际上，华语往往特指汉语标准语，而不指东南亚华人最常见的母语-几种汉语南方方言。东南亚华语的标准语大致继承了老派国语-普通话的体系，但是日常生活中人们的发音、词汇甚至语法往往带受母语方言和非汉语的影响，与普通话、国语有一定的差别。
国语系统：
普通话系统：
华语系统：
1949年以后
地位
普通话和国语分别是中国大陆和台灣的官方语言，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以往，方言经常被政府视为不上台面的土话，现代化的阻碍。
在中國大陆，“推广普通话”被作为重要的政策之一，甚至写入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方言的使用则受到了限制。二十世纪末期，中国大陆曾对方言在公众场合的使用进行限制，除粤语因其统战价值外，方言一般严禁在电视媒体使用。近年来，这种限制有所放开，各个地方电视台方言类节目层出不穷，不少城市有方言类新闻节目和电视剧，但多以娱乐类为主，例如上海台的情景喜剧《老娘舅》，苏州台的苏州话新闻《山海经》，南通台的《总而言之》，广东台的《外来媳妇本地郎》等。教育部也推行“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的运动，致使在某些省的某些学校出现了禁止学生讲方言的情况。在某些地区，一边倒的推普政策致使九十年代生的小孩子无法流畅地使用方言，方言和地方文化的传承出现了断层。强制推普遭到了网络舆论的批评。在上海，厦门等城市，政府对传承方言已有一定的认识。
在台灣，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也曾推行强制推廣国语、限制方言的政策，但现在已不施行，限制方言部份被視為國民黨的統治罪行。目前政府的政策是推廣母語，台灣鶴佬語已經成為多數政治人物事實上必須學習的語言。
在新加坡，李光耀政府鼓勵民眾使用華語溝通（說華語運動）。
政治地位
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以前，习惯说普通话的人很少，人们在生活中往往使用当地方言进行交流。近年来，这种现象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变化。关于“是否应该推普（推广普通话）”“推普同时是否要限制方言使用”“推普是否必然造成方言萎缩”等命题，在中国大陆民间一直有争论。
在移民地区，如深圳特区，普通话已取代当地原住民方言（客家话、围头话）和当地强势方言（粵語）成为第一交流用语；但粵語的影響力近年不斷攀升，客家話則仍在原住民中使用廣泛。
在许多特定场所，如大型机构、地级以上政府部门、高等院校，一般而言普通话是唯一通用的语言。
在许多北方地区（主要是流行中原官话、晋语的部分地区），城市里已经出现当地年轻人不会说当地方言，只会说普通话的情况；在南方某些城市則出現小孩子基本上不會講方言的現象；在其它地区，城市年轻人的母语也受到了普通话的影响，方言表达能力相对上一代有较大的退化。
台灣：政府已經改採推廣母語（本土方言）政策，但国语仍是主要交流用語，普及率遠高於普通话之於中國大陸。由於大衆媒體的強勢作用，包括新聞台、親子台、新知、娛樂、綜藝、卡通等類型節目及電視廣告仍以國語為主，其他母语方言的生存受到威脅。
近年來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在小學增加了鄉土語言教學。而除了供年輕人收看的偶像劇以及有配音的外來戲劇（如韓劇、港劇等）仍以國語發音以外，晚上八點檔的連續劇有不少是以閩南語發音的，而客家電視台亦推出了客語戲劇、節目（尚無閩南語電視台），但這些閩、客語節目的收視群定位較偏重於年長者，年輕一代的母語傳承仍有一定危機。
台灣河洛語的傳承比較沒有危機，多數台灣人聽的懂、也有一定數量的年輕人及兒童是以台語為母語或雙母語—華語台語雙母語、但是許多台灣人（尤其是年輕人）的台語能力已經大幅下降，父母間對話用台語、與子女交談用國語的現象也很普及；客家話的傳承出現相當危機（許多客家年輕人聽不懂客家話），原住民語言則是最慘的（有滅絕危機）；另外，台灣的識字率雖然接近100%，但台語文盲比例也有八九成。
东南亚、港澳：本地華人主要以汉语南方方言为母语。近年来，华语、普通话在这些地区升温，逐渐成为商业通用语之一，但离日常交流用语还有很大的距离。
生活地位
以下將以普通话为例，介绍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
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母、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对普通话而言，介音、韵母、韵尾则被合成称为“韵母”。
語音系統
普通话的声韵母系统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系统，两者主要的不同在于zh,ch,sh在北京话多发卷舌音而普通话多发翘舌音；台灣國語则避免发出卷舌音。普通话的声调亦大体继承北京话的系统，即阴平55，阳平35，上214，去51，以及轻声；台灣國語的上则为21。
声母
韵母
声调
单音节发音
声母列表：
声母
韵母列表：
韵母
在普通话裡，只有平声有阴阳分立，没有入声，因此除轻声外共有四个声调：
此外还有轻声（标为“·”或不标），在超音节词句中使用。轻声是否该称为声调，学术界有一定的争议。
(ma)单音的四个声调
国语等的音调与普通话相同，单字音调值则有些许区别（上声为21）。
中古汉语的入声，在普通话裡被划入各种声调裡。这点与绝大多数汉语方言不同。
阴平(标为“-”，声调值55）
阳平（标为“ˊ”，声调值35）
上声（“上”读作shǎng，标为“ˇ”，声调值214）
去声（标为“ˋ”，，声调值51）
单字声调
普通话在读词、句时，字的发音会有一定的变化。变调、 轻声、 儿化是其例子。
超音节发音
1. 当两个上声字连读时，第一个字的声调值变为35，即等于阳平的调值。变调调值是214-35。
例如：“老鼠” (lǎo shǔ)，两字音调都是上声，但发音为阳平、上声，和“牢鼠”(láo shǔ)的读法相近（但不相同，“半上声”）。
2. 当三个上声字连续时，则比较复杂，要分析具体情况。
当词语首二字是双音节，而第三字是单音节时，首二字都读阳平声。
例如“保管好”(bǎo guǎn hǎo)的发音是阳平，阳平，上。
当词语首字是单音节，而尾二字是双音节时，首字甩掉14的调，变成211；第二字读阳平声。
例如“总保管”(zǒng bǎo guǎn)的发音是上、阳平、上，但第一字的上声只是“半上声”。
3. 如果上声字后面接着非上声字，亦即阴平、阳平、去声和轻声前，且该上声字不处于句末、不处于被强调状态时，常读作半上声。国语则是上声字后接非上声字即读21，不论其余条件。
1. 在去声音节之前，“一”读阳平声。例如：“一定”(阳平、去)。
2. 在非去声音节之前，“一”读去声。例如：“一天”(去、阴平)、“一年”(去、阳平)、“一起”(去、上)。
3. 在词语之间，“一”读轻声。但表示序数时或其他情况下，“一”都读原本的阴平声。
4. “不”只有在去声音节前才变调为阳平声。在词语之间，“不”读轻声。
变调
普通话的字在以下情况下读轻声:
这点与北京话轻声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灣國語的轻声较普通话少得多。此外，在普通话裡，轻声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读轻声字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读轻声的频率要比南方人高一些。
轻声
普通话在以下情况下，名词后接一个儿化音:
这点与北京话儿化现象频繁出现的情况不同。台灣國語的儿化现象几乎不出现。此外，在普通话裡，儿化并非区分音位的条件，儿化现象的多少可能因人而异，大抵而言，中国大陆北方人儿化现象率要比南方人高得多，许多南方人甚至不使用兒化音。
儿化
汉语标准语有许多套拼读系统。著名的有注音符号、威妥玛拼法、汉语拼音、注音二式、通用拼音等。除注音符号外，其余拼读系统均采用拉丁字母作为文字形式。目前汉语拼音在中国大陆是普通话的法定拼音。台灣大多用注音符号，政府法定的拼读系统仍在争议中，英譯則多用威妥玛拼法。西方出版的圖書以往使用威妥玛拼法，但是從19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出版物採用漢語拼音，到2000年以後，幾乎所有的學術書籍都已改為漢語拼音。
拼读系统与拼音化
自从西方人东来中国，并尝试学官话，自然需要创制用来记录汉字读音之拼音系统。多年来，曾经有不少拼音系统推出。，19世纪时，最先出现的就是威妥玛拼音，根据其发明者命名。
1906年，标准邮政式拼音推出，同样是不太规则的系统，也多数用于地名。
以上两种系统现在仍被使用，但渐渐被汉语拼音取代，现在多数只是出现在旧课本或历史书等。
20世纪时，有些中国语言学专家提出数个转写系统，而其中一个更是全新拼音系统：注音符号，到现在为止，最成功的转写系统是汉语拼音，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58年推出的方案。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现在也采用汉语拼音。
在20世纪初至1980年代，一直有人不少人，包括某一时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认为汉语应该走抛弃汉字的拉丁拼音化道路。持这种意见的人中最著名者为中国共产党領袖毛泽东，其“汉语一定要拉丁化”的论断被编入了中国大陆80年代之前的教材。由于汉语拉丁化运动采取的是汉语标准语的语音系统，因此汉语标准语的拼读系统得到了运动支持者的重视，其中以汉语拼音为甚。但拉丁化方案最后被放弃，基于汉语包含非常多同音词。而且，汉字也与古代文学和文化息息相关，令拉丁化运动推行甚为困难。
80年代之后，随着汉字的计算机输入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汉语拉丁化运动已逐渐平息。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亦不再采取这种论调。但民间仍有拉丁化运动的支持者[3]。
在台灣，人们使用不同的拼音系统，此问题亦常被政治化。
中华民国政府于2002年全面采用通用拼音方案，同時容许地方政府按照意愿采用其他系统。
前台北市市长馬英九，就在其任內採用汉语拼音標示台北市的街道名稱，並將之推向整個台北捷运（含台北县路段）的車站英文標示。此舉被指稱不尊重台北县政府，並且违反政府的语言政策。
在台灣，学生用注音符号学习生字读音。政府本来想以通拼取代之，但是计划延迟，基于对拼音使用的争议、重新创制教材的问题以及教师训练问题。
耶鲁拼法不太受欢迎，也比较过时，却更能代表官话的音位。
语法
汉语标准语的内部差异
北京话、（新派）普通话、老派国语、新派国语（台灣國語）、东南亚华语等在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有所差異。
台灣國語：與普通話的詞匯相比，台灣國語的詞匯除了融入部分閩南方言詞語外，還有一個特點是保留較多的古語詞。台灣國語詞匯另一個特點是，保留一些1949年前使用的詞語繼續指稱某一群體的人。
国语、普通话、华语
国语、普通话、华语三大系统内部还存在“标准口音（无口音）”和“非标准口音（带口音）”的区别。从这个角度上说，汉语标准语构成了汉语的一大类“方言”。
标准口音和非标准口音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以普通话为例：
国语的情况与之相似：老派国语、台灣國語都是被视为标准的，而发像北京话那样的卷舌音则会被视为装腔作势。华语的情况则有些不同。
口音的有无、高低，與出身地域與教育程度有相當關係。但這種情況也造成能夠使用流利標準語的人士被視為高水準，使用方言的百姓被認為粗鄙，進而間接打壓方言存在的空間。
最严格定义的“标准口音”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发音。如果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汉语使用者，包括许多播音员，其普通话都是带有口音的。事实上，许多人普通话的发音方式和口音用词上偶尔违反了“中国国家语言文字标准”，但仍可认为是标准的普通话。
明显受方言或其它语言影响的普通话，一般都会视为带有口音。例如，声调系统与普通话声调系统差异过大，或有过多的字发音不準。
受方言或其它语言一定程度影响，但完全不影响交流的普通话，是否被视为带有口音，则因人而异。例如，一定程度“京味”、“东北味”普通话。
带有口音的汉语标准语
汉语
漢語拼音對照表
中国语言
語言列表
漢語拼音
通用拼音
去中國化
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