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朝鮮，正式国号朝鮮国。（韓語：조선왕조（漢字：朝鮮王朝，1392年—1910年），朝鮮半岛历史上的一個王朝，君主的本貫是全州李氏，建都于漢陽（即今日首尔漢江以北地區）。朝鮮王朝历经27代君主共五百餘年，其绝大部分时间内先后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的朝贡国。1896年，甲午戰爭後，朝鮮脫離与清帝國的册封关系，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本侵吞朝鮮，朝鮮王朝灭亡。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因朝鮮王朝君主姓李，所以稱為李氏朝鮮，简称李朝。 韓國人主張「李氏朝鮮」是日本殖民時創造出来羞辱朝鮮王朝的用语，按照公平地来看该使用朝鮮王朝的名称，大韓民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公式使用「朝鮮王朝」。
2002年日本文部科學省表示官方意見，在漢字文化圈從來没有过皇室或者王室的姓氏來起叫王朝國號，不適合使用「李氏朝鮮」的名稱，正式開始使用「朝鮮王朝」。
李氏朝鮮的国土大体上相当于今天南朝鲜的总和，北方以鸭绿江和图们江同中国为界。王朝的首都初在高丽王朝的故都开京（今开城；又称松都），1395年定都于漢陽。1398年，第一次王子之乱后再度迁都开京；1400年，第二次王子之乱后最终定都汉陽（今首爾），直到1910年被日本吞并。
政治制度
朝鮮歷代都把全国分為八道，俗稱朝鮮八道。朝鮮時代的八道如下：
道之下设州、府、郡、县。 其中，庆尚、全罗、忠清、黄海、京畿五道再分左右两道。宁安道（咸镜道）分南北两道。平安道分东西两道。江原道分岭东、岭西两部。
除了行政划分以外，古代朝鮮还按传统习惯将全国划为六个大区：关北（咸镜道、平安道）；关西（黄海道，平安道南部，以及江原道西部）；关东（江原道太白山以东的部分，又称岭东）；畿湖（京畿道全部和忠清道的一部）；湖南（忠清道一部分加上全罗道）；岭南（庆尚道）
高宗時期，曾實行過兩次行政改革，一道把朝鮮八道分為23府，但後來又再改成13道，即把平安、庆尚、咸镜、全罗、忠清五道划分为南北两道，成为十三道。
在日据时代，朝鮮全境归朝鮮总督府管理，朝鮮总督府将汉城府废为京城，汉城府辖区降为京畿道的一个郡，一直到日本投降。其时朝鮮行政区为13道，218个郡，2202个面、28,498个里。
京畿道，含汉城府、开城府。首府在汉城府。
庆尚道，含庆州府、尚州牧、晋州牧；设左兵营、右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庆州府。
全罗道，含全州牧、罗州牧；设兵营、左水营、右水营。首府在全州。
忠清道，含忠州牧、清州牧、公州牧；设水营。首府在清州。
黄海道，含黄州牧、海州牧。首府在黄州。
平安道，含平壤府、宁边大都护府、义州牧。首府在平壤府。
江原道，含江陵大都护府、原州牧。首府在江陵。
咸镜道（宁安道），含咸兴府、镜城都护府、北清都护府。首府在咸兴府。
行政區划
政治历史
从十五世纪后半叶的成宗时代开始，朝鮮的统治结构逐渐扩张。官僚阶层日益增多。俗称“两班”的文武官僚阶层人数增多。以协助世祖篡位的武将勋贵权臣为主的勋旧派，同与儒生和士大夫为主的“士林派”首先发生党争。
燕山君被废黜后，士林派取得了胜利。士林派随后又不断发生内讧和分裂，包括明宗时期的大尹派和小尹派，以及宣祖时的东人党（岭南学派）和西人党（畿湖学派）。东人党在政治斗争中得势后又分裂为以李滉（李退溪）为首领的南人派和曹植为首领的北人派。北人派由于拥立光海君即位而在后来的一段时间内得势。朝廷中的北人党又分裂为以李尔瞻为首、主张拥立光海君的大北派，和柳永庆为首、主张拥立嫡子的小北派。小北派在光海君即位后受到打击，柳永庆被赐死，小北派分裂成清小北和浊小北，而大北派则又分裂成骨北、肉北和中北三派。南人则分裂为清南和浊南。西人派在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的政变中得势，又在显宗时期分裂为老论派（元老派）和少论派（少壮派）。南人派在肃宗时因依附张禧嫔而得势。总之，李朝的中期和后期，是在混乱而无休止的党争中度过的。
除了两班和士林的党争外，李朝的王位更迭也令人眼花缭乱。先后发生过第一次王子之乱（太祖退位）、第二次王子之乱（定宗退位）、乙亥靖社（世祖篡位）、中宗反正（废黜燕山君）、仁祖反正（废黜光海君）等多次政治变动。每一次政变都会带来被称为“士祸”的诛戮和贬斥。
士禍和政争
在與政治有關的宗教政策方面，由於高麗末年時朱元璋曾批評高麗因為尊釋輕儒，會導致亡國，所以朝鮮立國後除了世祖和燕山君等幾位國王在位時外，歷代國王通常採取崇儒廢佛的政策，在國內拆毀佛教寺院。即使是崇佛的燕山君，他在朝時亦受到大臣的廢佛壓力。廢佛時，寺院的土地予以沒收，並對僧侶徵收重稅。與此同時，高麗時期僧院的飲茶傳統也被禁止，茶道從此在朝鮮失傳，民間則以麥茶作為替代飲料。
在正祖時期，天主教開始傳入朝鮮。在中國的天主教傳教士利用朝鮮政府對西洋天文曆法和天文儀器感興趣的機會，同來京的朝鮮使臣交往，傳教士的博學多聞、教堂的莊嚴崇高、基督教教義表述的新奇觀念，也隨著這些交往傳給了朝鮮使臣。正祖八年（1784年），朝鮮使臣李承薰在北京天主教南堂領洗為天主教徒，教名伯多祿。他回國之後開始了秘密傳教活動，朝鮮的天主教徒組織的地下教會、信徒迅速增加。但是朝鮮的教會屬於自發性質，沒有經過教會任命的神職人員，教徒為教徒受洗，不符合天主教教義。但朝鮮嚴格禁止西洋人入境，所以北京教區主教決定派遣相貌與朝鮮人相同的中國傳教士進入朝鮮。1791年12月23日，周文謨教士歷盡艱辛，潛入朝鮮國境，隨即開始了傳教活動，入教信徒有兩班顯貴，也有卑賤的士卒。朝鮮政府將天主教視為邪教，不斷逮捕處決教徒，在得知有中國傳教士潛入之後，更是加緊了搜捕，逮捕、拷打教徒。為了保護廣大朝鮮教徒的安全，周文謨決定向朝鮮政府自首，於1801年4月19日在漢城被處決。此案被稱作「辛酉邪獄」，眾多教徒和進步思想家如李承薰、丁若鏞等人被處刑和流放。樸趾源、樸齊家等與天主教無直接關聯的北學論者也被降職、革職。韓國學者認為，周文謨在朝鮮的活動已經超出了宗教的範疇，通過他的活動，十八世紀末的朝鮮社會在瞭解和吸收歐洲外來文化方面有了很大的進步。但是直到19世紀末開國時為止，李朝的統治者都一直對其採取打擊和壓迫的政策。
宗教
由于李氏朝鮮是中国的册封国，所以在1896年终止册封关系之前，其国王不能自称皇帝。其配偶相当于中国的皇后，但是称为王妃。皇太子称为王世子，皇太后称为王大妃，太皇太后称为大王大妃。在王妃之下，还有嬪、貴人、昭儀、淑儀、昭容、淑容、昭媛、淑媛这些等级。按照李朝的传统，年幼的国王在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前，由王大妃摄政，称为“垂帘听政”。成宗、明宗、宪宗、高宗时的王大妃都曾经垂帘。此外，中宗时的敬嬪朴氏、文定王后、肃宗时的張禧嬪、高宗時的明成皇后都曾经用自身的影响干预朝政。
随着后妃掌握政权而来的，是王朝后期的外戚门阀势道政治。清州韩氏、青松沈氏、安东金氏、丰壤赵氏、骊兴闵氏都是因外戚政治而得势的家族。
後宮專政
科学和文化
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创立了朝鮮民族的文字训民正音。
文字语言
朝鮮王宫内的科研机构发明了正方案、圭表等天文仪器，以及仰釜日晷、悬珠日晷、天平日晷、定南日晷、自击漏、玉漏等精密仪器。宫廷历法机构编写了《七政算內篇》、《七政算外篇》、《诸家历象集》等书籍。18世纪初，实学派还将西方的地转说引入朝鮮。
世宗时代，编纂了八卷本《地理册》，按照一定的体系详细叙述了朝鮮各州郡的历史变迁、名称由来、山川、部曲、城池、官坊、烽燧、桥梁、津渡、驿站、按姓氏分类的居民构成、牧场、土产、手工业种类、土地的肥瘠、田结数、租税、供纳、运输、四季气候、风俗和路程，相当于一部地理方面的百科全书。与此同时编纂了各地的地方志，此后又编写了《东国舆地胜览》、《东国舆地备考》等地理书籍。地图方面，先后编纂了《八道州郡图》、《八道山川图》、《八道图》、以及按照比例尺绘制的《大东舆地图》。
天文学和地理学
李朝时期实用的发明创造活动同样非常活跃。农业书籍《农家集成》、《农事直说》、《农桑辑要》、《四时纂要》、《课农小抄》等重要书籍。制造并改进了雨量计、水文计等科学仪器。高丽时期发明的铜活字印刷技术和排版术得到广泛应用，1403年在汉城设置了铸字所。17世纪的实学家还深入研究研究西洋算学，洪大容编写了《筹解应用》，把古代算术发展到包括代数学和几何学在内的现代数学。
实用科学
医学方面，朝鮮参考中医理论，按照土产药材和气候创造了朝鮮的医学理论，按科对疾病加以分类，建立了治疗大纲，并提出了预防医学的概念。宫廷和民间编纂了许多著名的医学书籍，如《東醫寶鑑》、《医方类聚》、《乡药集成方》、《本国经验方》。
医学
李朝的文学、绘画、诗歌、音乐、舞蹈也非常兴盛。李朝时期，出现了金时习、郑澈、林悌等著名诗人，出现了《热河日记》、《壬辰录》、《金鳌新话》、《谢氏南征记》、《九云梦》等小说和文学作品。在十七世纪，还出现了《春香传》、《洪吉童传》、《沈清传》等用朝鮮文字写成的小说。通俗诗歌和小说的兴起，促使人民注意社会的种种弊端，鼓励人民参加社会改革。
朝鮮宫廷音乐机构创作了朝会雅乐、会礼雅乐、祭礼雅乐，以及《定大业》、《保太平》、《发祥》、《凤来仪》等朝乐大曲，以及《凤凰吟》、《满殿春》、《与民乐》等曲目。
此外，在著名的高丽青瓷的基础上，李朝时期还开发出独具特色的朝鲜白瓷。李朝在螺钿、漆器、金属、玉石、竹工、木工、牙角、刺绣、砂器等工艺方面也留下了很多具有独特色彩的宝贵遗产。
文學、音乐、美术
李朝采用儒教思想治理国家，忠、孝被认为是最大的美德。在官方的许可下，一些引退的士大夫和有学问的大学者在家乡建立了书院，并在全国得到推广。书院享受免税的待遇，并有自己的田产。但是到王朝末期，书院已经成了儒生发泄对政权不满的地方，因此很多书院被下令关闭。17世纪以后，李朝社会逐渐衰落，教育陷入停滞，官方教育的主要内容——儒学中的朱熹性理学派脱离了实际生活，陷于空谈。这时出现了实学派的思想。
新出现的实学派学者认为，人民的生活状况比士大夫所极为珍视的合法性和礼制问题更加重要，“若农民民不聊生，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而即令没有君主，人民却能照样兴旺发达。”这就是构成实学基础的新潮思想。肃宗时期的学者柳馨远在他的《蟠溪随录》中提出了下列措施：
他的建议没有为官方所接受，但是他的改革派思想却成了实学的主流。他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因为他所建议的改革能否成功，取新局面于农业问题的解决。与官府无关的学者育感需要从事实学。官府系统则一心进行内部争权斗争，同时各派在对新儒教礼制的不同解释上发生冲突。到英祖、正祖朝，朝鮮出现了柳得恭、李德懋、洪良浩、朴趾源、朴齊家、洪大容、丁若鏞等实学大家，摆脱了已经变成僵死教条的朱子学说的束缚，主张向当时的中国学习利物厚生的学问。朝鮮出现了最初的民族意识、民本意识、改革意识和人道主义思想。除了提出理论之外，实学派在农业、医学、数学、筑城学、工程学、天文学、地理学等方面，也通过当时的中国吸收西洋的先进思想，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李退溪繼承了明末王陽明的思想，並發展起來，成為了退溪派。
建立一种利益能由大家公平分享的土地制度；
实行推荐制，代替科举制；
为所有人确立均等机会；
改革政府机构；
采用新学。
實學派與退溪派
李朝时期王朝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农业税收。税收以贡米为主，杂以少量地方土特产，很少征收货币地租。因此农业成为经济的关键。在土地问题上，李朝确立了高丽末期开始的科田制，废除了贵族占有大片土地的现象，并解放了大批奴婢。世祖时期，在1466年制定了职田制，田地只授予在职官员，在其去职后由国家收回，以提高国家的税收，防止两班贵族对土地的兼并。随着开垦荒地和农具的改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发达。货币的机能逐渐提高。因此，不仅各地商业日益发达，对外贸易也进入正常的轨道。
十七世纪后，私营的手工业场取代了官营的工场，刺激了为出售而生产货物的手工业发展。商业活动的增加还促进了商业性农业的兴起，而商业性农业的兴起又促使农村生活开始性发生变化。朝鮮的宫廷用度、百官俸禄都来自田税米谷，此外一切恒常及临时使用之物，如丝绸、药材、马匹、衣料、纸张、菜蔬等等均责之于土贡。英祖之前的几代国王对此制度进行改革，采取切合实际的政策，允许边远地区将贡物折成米，然后用米纳税，交到附近的港口，称之为贡价米。在山区允许缴纳土产来代替粮食。贡价米发到各个衙门手中，由其自行采办所需物资，或者交人承包采购。承包者即为“贡人”，后来发展成朝鮮商人的主力。
18世纪，朝鮮的国内和国际商业活动量迅速增加，通过经由行会组织扩大的垄断和批发销售，出现了资本积累。许多从事贸易的商人集中在汉城。政府核准的商店即领有执照的贡物供应商与街巷小店主之间的传统分野，被融合到一种垄断和批发体制的结构之中。临时商店的设立原来是为了满足人民在特殊场合（如科举考试、国王出巡和其它全国性大事等）的需求，但是这些店铺在这种场合过去后，仍继续向普通百姓供应食品和杂货。这些店铺是由小店主在临时搭起的棚屋里经营的，他们不管怎样都依赖批发商。批发商的价格方针对汉城百姓的生活有着直接影响。手工匠往往成为个体生产者。有些人甚至发展成工厂厂主，取得了销售自己产品的垄断特许权。在一些情况下，仅仅做经营某些商品的批发商比从事物品生产更有得可图。在商人和手工匠中，藉对已获得特许的的商品作少许改进而创立一种新商品来获得特许证，已成为一种风气。特许证确保垄断和受到政府保护。朝鮮义州地区所谓的“湾商”（首領為當代鉅富林尚沃）垄断了来自京畿道和忠清道的商品贸易，还有一些批发商在全国有着人参销售网。此时朝鮮人参生产已经从单纯的采集山参和在山间种植人参发展为大规模的参田，并将采摘的人参蒸干加工制成红参，在中国深受欢迎。
到英祖时期，朝鮮和清朝、日本之间的贸易额迅速增长。其中除了中朝边市贸易的牛、马、盐、铁之外，最重要的是对清朝的人参贸易。人参贸易又称为八包贸易，每包人参为10斤，朝鮮允许到中国的使团—所谓“燕行”人员—每人携带八包。后来因朝鮮边民越境采参伤害中国地方官员，朝鮮政府停止人参出口，使团按每斤人参25两白银计算，可以携带2000两白银去中国购买商品。后来为了防止白银过度外流，又折合成价值2000两白银的朝鮮货物，如皮毛、纸张、海产干货等杂物。高级官员可以携带一个半八包（3000两白银）的货物。由于使团内象译官等低级官员资本短缺，于是私商趁虚而入，或贷款给译官，或直接为使团提供包参和包银，从中国购买商品。他们出售人参和朝鮮其他产品来换取日本的白银、中国的织物、日用杂货、金属品、书籍、药材、染料，还有朝鮮王室所用的药材、珠宝、苏杭绸缎等奢侈品，采购量相当大。一些朝鮮巨商为了追求利润，甚至充当使团的马夫、奴子，随同使节团前往中国。
从朝鮮输送到清朝的商品包括马匹；貂、水獭、青鼠、豹等毛皮；海參、鲍鱼、虾、鱼、海带等海产干货；金、银、铜、豆锡、生铁、钢铁等金属；白纸、壮纸、桑皮纸等纸张；人参、胡椒、白矾、干姜等药材；丹木、槐花等染料；梨、苹果、柿、栗等干鲜果品。从清朝输入朝鮮的有牛、羊、骡、驴等牲畜；剪刀、镊子、针、床炉、釜、皮箱、马鞍、雨伞、木箸、算盘、梳子、纽扣、烟袋、眼镜、瓷器、毛绵纸、斗方纸、火石、火镰、笔、墨、砚、铜壶、锡壶、指南针等日用杂货；各种金属制品如铲、犁、铧、锯等工具；金、银、铜制钱等通货；棉花、棉纱、生丝等纺织原料；各种棉布；各种锦缎绫绸；各种男女成衣、帽子、鞋袜；各种染料；各种食品；各种药材；各种书籍；乃至于进口珠宝玉石、漆器牙雕、家具古董、钗环首饰、自鸣钟、自鸣琴等西洋玩好、猫狗鹦鹉等珍禽异兽。此外还有清朝严禁出口的天文、历法、地理、历史类书籍，以及牛角、火药、硝石、硫磺等军用品，米、豆、麦等谷物，以及生丝铜铁等物，主要是由使团私带和走私进口。
除了中朝贸易之外，朝鮮的廛贡商人还作为中日贸易的转口商，用从日本贸易得来的白银到中国购买丝等物，再将中国的丝出口到日本换取白银。朝鮮“贸白丝于清国者，皆入倭馆，则辄得大利。白丝百斤，贸以六十金，而往市倭馆，则价至百六十金，此大利。故白丝虽累万斤，皆能售之”。在英祖时期，开城的商人（松商）在人参批发和出口贸易活动中与汉城、义州的同行（京商、湾商）展开激烈的竞争，在日本和中国之间进行三方国际贸易。他们从朝鮮寺庙里的生产者那里大量买进纸张（高丽纸），从东部海岸买进海带、海参等干货，从中部和北部山区猎人那里买进水獭、豹、虎等野兽的毛皮，从中国进口白丝、锡，从日本进口红铜、铁器，这些商品都是用来进行这种三方国际贸易的。此外，朝鮮通过琉球向南洋的转口贸易也有发展，从南洋进口药物、香料和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