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768年—824年，唐代宗大曆三年至穆宗長慶四年，年五十七），字退之，中國河南河陽（今河南孟州）人，郡望昌黎（今属河北，一说辽宁义县），自稱昌黎韓愈，世稱韓昌黎；晚年任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卒谥文，世称韩文公。唐代文学家，与柳宗元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散文，诗，均有名。著作有《昌黎先生集》。
生平
韓愈長於詩文，力斥當時駢文，提倡古文，與柳宗元並稱「韓柳」，推展唐代古文運動。其文章以排斥佛老，闡明儒家之道為宗旨，長於議論，〈師說〉、〈原性〉、〈原道〉、〈諫迎佛骨表〉、〈進學解〉、〈送窮文〉，備受傳誦。
文學成就
力主「文以載道」，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軻、揚雄所傳之道」。於〈原道〉一文，更確立儒家道統譜系，以承繼者自任。攘斥佛老，擯除諸子百家之說。
文學主張
蘇軾盛稱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蘇洵稱讚韓愈文章“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
錢仲聯：「韓愈的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具有多樣的藝術特色」。
韓退之所撰寫《祭十二郎文》與李密的《陳情表》、諸葛亮的《出師表》並列為中國三大抒情文之一，南宋謝枋得《文章軌範》引用安子順之說：“讀《出師表》不哭者不忠，讀《陳情表》不哭者不孝，讀《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陳寅恪在《論韓愈》中論及韓愈排斥佛教，“呵抵釋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周作人對韓退之則不以為然：“講到韓文我壓根兒不能懂得他的好處”，“總是有舊戲似的印象”，“但見其裝腔作勢，搔首弄姿而已”，但是貞元十三年，韓愈曾作〈送汴州監軍俱文珍序〉，對宦官俱文珍歌頌備至。後來又作《順宗實錄》，對俱文珍亦多加褒辭。魏了翁嘲笑他“韓公每是有求於人，其詞輒卑諂不可據”。
韓愈善寫“谀墓”之文，清初顾炎武在书信中评他：“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张耒论韩愈“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
朱熹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
評價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
韩愈名句
1976年10月，台灣郭壽華先生在《潮州文獻》雜誌上寫了一篇〈韓愈蘇東坡給潮州後人的觀感〉，說韓愈先生：「韩愈为人尚不脱古人风流才子的怪风气，妻妾之外，不免消磨于风花雪月，曾在潮州染上風流病，以致體力過度消耗，及後誤信方士硫磺鉛下補劑，離開潮州不久，果卒於硫磺中毒。」，因為他煉服的丹砂，唐代人相信能夠治療性病。韓愈的後代還告到法庭，結果法官楊仁壽、薛爾毅判決韓氏後代勝訴。
後來薩孟武、高陽、林芝、淼森、楊子、羅龍治、張玉法、謝浩、王鼎鈞、丹扉、楊崇森、彭國棟、陸以正、莊練、沈雲龍、史銘、錢穆等人紛紛引經據典，非把事情弄明白不可。最後只有錢穆努力維護這個判決。高陽說：「誹韓案確實是名副其實的文字獄，所不同者，判罰金與族誅而已。」；此外，柏楊也為文「妙判‧妙文」批判在1977年9月16日於聯合報第3版上為文支持該判決的二位法官薛爾毅及楊仁壽。
若從法學的觀點探討，有法律學者認為此判決已逾越相關法條所定之範圍，有所不當。
中華民國刑法第312第2項規定：「對於已死之人犯誹謗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千元以下罰金。」，刑事訴訟法第234第5項：「刑法第三百十二條之妨害名譽及信用罪，已死者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得為告訴。」
從刑事訴訟法第234第5項對於「旁系血親」或「姻親」之告訴權，設有親等之限制可知，此罪的告訴權人在法理上並非「無範圍的限制」。雖然該項中對於「直系血親」漏未規定其範圍，但並不代表韓愈幾百代後的子子孫孫都擁有告訴權。參考有相同法律規定的德國刑法，該國法條對於該罪直系血親告訴權人的範圍即設有「死者之父母子女始有告訴權」的限制，其立法理由在於若超過一定血緣上的距離，以刑罰的手段懲罰「毀謗死人罪」的行為人已不符比例原則，且有害言論及學術自由，故設親等之限制。
可惜當年審理此案的法官並未察覺此點，誠屬憾事。不過，有趣的是，多年後在書中介紹此德國立法例的上述學者，據說就是當年寫此判決的法官，該案也算是在法官後來的自省之中平反了。
誹韓案
妙判‧妙文
